其三，逆回购常态化以后，已对降准起到替代作用，且相对于降准一次大幅降低市场利率来说，改变逆回购发行量来调节中标利率的做法更符合当前经济增长背景。
华为目前仍是民营企业，而且号称是全员持股。但禁止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2006年中国政府宣布，电信业是七大战略产业之一，在这些产业中国有企业应当保持绝对控制，而华为却是由一位仰慕硅谷的企业家创办的民企。甚至可以要求它解散党委。该委员会的行为听起来像是在寻找一切借口将中国竞争者拒之门外，它提出的论点因此受到了削弱。与此同时，该委员会还指责这两家企业违反专利法以及享受中国以软贷款形式提供的扶持。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显然就难以接受这一点，它已对这两家公司提出很多指控，特别是对华为——这家1987年由一位前解放军军官建立的公司，现已成长为与瑞典爱立信(Ericsson)比肩的业界领导者。
而且，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也没有给出华为和中兴从事不法活动的直接证据，尽管报告的某一部分是保密的。现在是时候做出改变了。出口拼不过东南亚，再投资拉动无疑死路近在眼前，这不是经济危机，因为贪官、富豪、豆腐渣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风险。
如果这家公司在中国会有怎样的命运呢？如果依据我们的文化惯性去评论，也许是关系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但其最大的负作用是恶性通胀已经把我国的民营制造业及这个社会中90%以上人的生产、生活成本提高了数倍。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支撑点，海市蜃楼而已。因为美国的金融体系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他们没有我们所谓的国有商业银行，更没有类似于信用社这样集体性质的怪胎。
对于美国政府为何只注资救助了摩根士丹利、两房、高盛、摩根大通而不救雷曼兄弟，至今依然众说纷纭。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还有多少可以寄予厚望？几乎一个都不存在。
也许这种自杀式发展已经形成了惯性，所以在许多地方你都会听到投资拉动这句慷慨陈词。这也是发达国家为什么要把工厂建在落后国家的根源，同样是因为缺乏资本化而低风险的根本。虽然我们曾引以为豪的是用30年的时间吸纳了全球150年的工业制造技术，但同时也让我们产生了骄傲的情绪，殊不知发达国家还在我们的前方30年、50年，高技术、高附加值还始终抓在人家的手中。自2008年年底中国的广义货币余额：47.5万亿元人民币，至2012年7月的广义货币余额：92.5万亿，时至今日你相信那只是一个4万亿的救市资金在发酵吗？事实已经告诉我们仅各级地方政府的地方债就已经突破30万亿，如果再加上铁道部的3.2万亿，交通部高速公路的2.2万亿等国有企业的债务，最保守数字也不会低于50万亿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特别是社会利益矛盾的凸显，政治民主的健全完善成为迫切的历史任务;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促进社会公平，实现改革成果共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开始加快推进;在物质生活满足的基础上人们开始追求更高的精神文化享受，现代的公民文化建设也提上日程;生态问题也随经济的粗放式发展日益凸显。中国市场化进程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就必须改变公共权力作为经济建设主体的地位。当然，这一转型并不意味着忽视中国巨大的劳动力资源，而只是表明我们既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同时也应注重培养更高层次的创新性竞争优势。就此而言，完整意义上的经济建设既包括做大蛋糕的活动，也包括分蛋糕的活动。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 进入专题： 经济建设 。当然，矛盾与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对经济建设的内涵认识不全面、理解上没有与时俱进，却是重要根源之一。
权力应从具体而微的经济活动中退出来，下放机会与资源，把更多的事情交给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负责。就此而言，我们应该明确认识到，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转轨时期公共权力直接干预的作用递减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与规律。
按照哲学原理，认识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而今天的形势发展要求我们将之放在科学发展观的视域内进行理解。只有这样一种健全良好的环境与氛围才能充分而有效地激发社会成员的主体性，从而使现代经济活动中的创造性资源和社会潜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和调动。当然，这一改革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肯定会充满利益的计较与争夺，但越积极地推进这一进程，越早而稳妥地推进这一进程，我们付出的代价就可能越小，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会切实推进到更高的层次与水平。为经济发展的平衡、协调与可持续计，现阶段，我们要把经济发展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与管理创新的轨道上来。如果在此阶段权力不从具体利益中超脱出来，仍直接作为主体大量参与微观经济活动，必然会导致寻租腐败、财富收益向权力与资本高度集中，导致市场经济的自组织性受到破坏，特别是合格市场主体难以普遍形成，导致个别化的频繁政策调节压倒普遍性的法治调节。
这既可以有效制约权力对经济的不当干预，打破垄断、减少各种寻租腐败的机会，也有利于政府承担起宏观调控、社会管理、提供公共产品和法治保障的应有服务职能。当然，生产要素的调整与转型离不开一个产权明晰、公平正义、切实竞争、垄断受制的良好社会与市场环境与自由宽松、民主独立、鼓励进取的积极文化氛围。
概言之，在经济建设推进的基础上，特别是自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其他各项建设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展开，有了自己的具体内容和独特要求，独立性日渐增强，与经济建设的张力也愈益明显。保障和改善民生与发展生产应该也能够实现有效结合与良性循环，我们应该也能够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让民众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换言之，经济建设的主要支撑要素应实现适时转移，生产要素结构要实现一个合理的调整与转型。但是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随着社会经济力量的逐步增强，市场本身的运作规律就要成为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则，与之相应，公共权力本身的经济推动作用则会趋于弱化。
其二，就经济建设的具体内容而言，应明确从主要关注生产到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整体把握与有机协调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人们的经济活动是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的不断交替中实现的，这四个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构成经济这一有机整体。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市场缺失，企业家和民间力量薄弱，公共权力的资源调配与组织力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与弥补市场的作用，从而推进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在使中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大的同时，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不可持续性。
当然，这种理解方式在改革开放之初有其理由：一方面，当时的生产力极为落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迫切任务;另一方面，在放权让利与所有制改革的情况下，当时生产发展本身就意味着广大民众在分配中获得更多收益，意味着其消费能力的增强。然而，随着对生产的强调，特别在唯GDP政绩观的推动下，生产本身逐渐被放大到不正常的程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似乎变成了以生产发展和GDP增长为中心。
在这种认识误区的影响下，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其结果，一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们想到的就是发展生产和交换，就是改善投资环境、扩大投资、多上项目、多搞国企等等具体内容，而发展分配和消费则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教育、医疗、社保、民居、环保、公交、公共文化娱乐、大众体育等等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和公共消费领域的民生项目始终得不到应有的投入，因而已经喊了许多年的扩大内需也始终无法落实。一方面，发展的形势与任务决定了经济建设不能动摇，而另一方面，当前的经济建设却又问题众多，推进艰难，争议不断。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就无法再以经济建设涵盖或替代其他领域的建设，其他领域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反过来深刻影响到经济建设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其四，就经济建设的外部支持条件与环境而言，应明确从强调经济建设转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与生态建设的统筹协调是中国经济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大系统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积极推进经济建设。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理论上的指导作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重视民生几乎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方面。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社会整体发展程度特别是生产力水平以及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经济建设的任务依旧任重道远。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实践的发展决定了认识的变革与深化，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我们必须用一种过程的、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理念与方法来准确把握其内涵与要求。其三，就经济建设的投入要素而言，应明确从物与资本向科技进步、管理创新与个体能力的合理有效转换是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
发展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都是发展经济，都属于经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转型的成本会越来越大，经济发展的速度、效率与质量出现严重问题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围绕着资源配置与财富分配的冲突与矛盾也就会越来越大，权力主导的负效益就会越来越明显。
生产要素投入结构的转型意味着社会成员个体能力的进一步发展与提高，意味着经济整体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与质量的提升，意味着经济结构的优化特别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全球化之中竞争优势的逐步培育。正是由于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